大学自治就是大学有权力来管理学术问题，司法和行政都不应干涉。　　 我从政府官员转变为学者，深有感触的是我们的大学太官僚化了，我原来从没认为大学校长、下面的那些处室是什么官，但是一到大学里，发现他们确确实实是官，而且相当多的人拼命争这种官。教育主管部门把学校完全纳入行政体系，大学成了教育部的一个下属部门。

教育体制改革，没有把大学自治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大学没有自治，教育就不可能实现他的根本目标。我是宪法学者，从宪政的角度看，如果没有大学自治，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由、民主和法治。

大学为什么要自治？我要强调几点理由：

第一，思想的自由和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追求真理的唯一的途径。没有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只有领导的意见正确，追求不了真理。

第二， 没有大学自治， 怎么会有创新国家，怎么会有创新型社会。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奴化的人要做新型的学术和科研，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教育改革中，大学自治应该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情，这是宪法的基本权利。宪法35条讲言论自由，这是大学自治的一个基础。宪法的第47条还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一条很少受到重视和强调，这就是大学自治的宪法基础。

就像中国必须走向法治、民主一样，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是大学自治和学术独立，没有这一点，中国的教育不要谈什么改革。不少人支持大学自治的观点，但会说不现实。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目标确定下来，我们要有这种共同的声音，共同的目标，这样才会有可能。

大学自治目前应该怎么做？

第一， 解决大学的外部干涉问题。教育法里规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呼吁修改教育法，就是实行校长负责制，党的领导是政策指导。

第二，大学行政化和官僚化问题必须解决。这需要解决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任命的问题，校长的产生应由学校和教授委员会决定。现在不仅是校长，重要大学里面副校长基本上都是教育部来定，结果部里的局长、处长都派到各个学校里当校长、副校长，学校成了教育部提拔官员的地方，这很可怕。

第三，大学自治还意味着大学能够独立地处理内部事务，自主管理而不受外界干涉。一是要解决校长负责制问题；二是要建立校董事会制度和教授委员会制度。像教授聘任这样事，让学校教授委员会来聘任自己的教授、校长，不应该受到干预；三是学生应该建立自己的学生自治会，参与学校的管理，现在的学校事务中，听不到学生的声音，这一点要得到改变。

第四，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主要解决学术问题不受行政、司法的干扰。现在我们评职称、授学位、还有学校管理制度如考试作弊的争议处理，是跑到法院去诉讼，让法院来判断是不是应该给学生授学位，是不是评老师做教授，这是很荒唐的事情。■

马相武：政府要把自己作为教改的对象

两个政府内外“夹击”，教育置身其中，其实被架空了。　　

教育改革是很复杂，我们要抓住它的命脉，即政府在教育面前是一个什么定位？到底谁是教育的主体？这是纲要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中国的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大政府的、大规模的、快速膨胀的教育。这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是教育的中国国情。

和教育紧密联系的，其实是两个政府，一个大政府，一个小政府。大政府就是教育部、教育厅局和其他政府的教育机构，小政府就是大学的领导机关、行政机关。一个是外政府，一个是内政府，两个政府内外“ 夹击” ，教育置身其中，其实被架空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从宏观上讲，大学分成副部级大学或者局级大学。副部级大学几十个，局级大学是上千个。从微观上看，一所大学里面有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还有常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一所副部级的大学，校长、书记是副部级，常务是正局级，副校长、副书记是副局级，副局级以上官员差不多有几十个，仅指在任的，还不说离退休的。处级干部光是在任的从上百个到几百个不等。教育部也曾经下文，规定什么大学可以有十几个最多不能超过20个处级机构，到了学校就突破了。在突破的同时，还增加了很多副处级机构。

我们不能说教育改革完全没有功绩，应该说它是不均衡的。它完成了一个目标，就是达到了规模化世界第一。但是欠缺很大的是教育软实力、科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学术软实力。大学光有高楼大厦和政府机构，但是缺少世界级大师，缺少学术和科技的创新能力，缺少和世界一流学术和大师接轨、交流的能力，更别说超越了。

大学教育搞到这种地步，问题的根源集中在体制上。所以，教育改革需要重新出发，从根本上正确定位和积极治理。

从管理体制和社会机制的角度来看，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应该是改革大政府教育，第二个阶段是进入小政府教育，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无政府教育。无政府教育在国际上并不罕见，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常态。比如诸子百家时代、“五四”时代，就基本上是无政府教育时代，但是，它们恰恰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文化学术高度创新和繁荣的时代，是“跨国”文化或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是百年大师甚至千年大师辈出的时代，历史文化影响极其深远。

政府要把自己作为教育改革的对象，要转换(大小)政府的角色和功能，政府变小甚至退出了，教育改革才能够成功。我曾概括大学教育内部弊端问题两句话，一句话是“官本位”，第二句是“近亲繁殖”。这是高等教育的两个根本弊端，其后果一是阻碍发展，二是退化畸形。

在我看来， 关于教育中长期改革是否成功的指标性标志， 主要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大、小政府与教育的关系， 也就是教育的根本体制和政府的角色转换问题， 第二个就是高考制度。看教育改革成功不成功， 就看这两个最关键的指标。 ■(2009年04月29日中国改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