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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和障碍

任剑涛教授:

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处境表示担忧:中国很难真正有效地启动政改。简单说三点:

1、上个世纪80年代,领导人下了那么大决心,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还是动不了,是因为政改有其内在障碍。因为我们中国人确实有历史理由自证国家政体的既有模式。我们的百年政治尝试,结果是一个党国体制——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是后发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要从帝国形态转变为现代国家形态,就必须要有一批先知先觉的人来影响这个民族。但影响的结果是建立了党国体制,而非民族-国家体制。在中国,Nation-State始终建立不起来。我们在面对政体选择问题的时候要承认,政党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动员机制面对国家这种相对分散化的动员机制,它们之间有矛盾。但今天的状况是,政党始终觉得它的组织、号召力是占主流的,整个社会却对党的号召力越来越产生疏离状态。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逐渐走向了一个相对多元的社会——尽管这个“多元”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基本制度上没有承认,我们还在力图维持一元的党国体制——这样一种状态,就变成了我们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问题。80年代的领导人谈怎样安顿党的领导问题,总是从党政分开的思路切入,这个很难。因为党本身是率领这个国家的,是这样一种体制,你说要把它“安顿”下来,那这个国家动员机制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是第一个障碍。

2、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有严重的社会障碍。简单地表述为:公民们有强烈的政府依赖,公民们不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跟自己有关的,总是期待最高领导人替自己包办一切。这样一种依赖,使政治体制改革所能仰仗的三种力量——政党-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变成了一种力量,就是政党-国家力量。产权安顿是要靠政治去安顿的,所以产权改革为什么始终改不下来?我们以为市场就是市场,没有政治要求,实际上它有政治要求。所以定剑兄开初说的是对的,中国三十年前启动的改革是从政治上着手的;但后来我们以为市场改革可以独立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市场的政治诉求变成一个被忽略的政治诉求。为什么我们解决社会福利和公平分配如此困难?道义上我们很愿意,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社会的政治自治能力实际上是禁止的。政府乐得自己成为全能政府,执政党乐得做全能政党。但大包大揽却又揽不住。怎么办呢?这时候要解决一个“政府”依赖——我这个“政府”是一个大政治概念,是党、国的“政府”——所以我们不要给社会和市场一个错误信号,以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就行了。这实际上是个误导,或者说是中国政治、行政学界的一个重大误区。

3、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是具有“目标障碍”的。我们一开讲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始终设定的就不是一个政治目标,而是“审美目标”。为什么是“审美目标”呢?你看各代领导人提出的目标都是“尽善尽美”,试图将各种相互冲突的政治关系美妙地结合起来——这是审美表达,不是政治表达——因为政治表达是不平衡的,边际关系是绝对不平衡的。政改从哪个方面启动,哪个方面的利益就有损害。还没有开始损害,我们就说要杜绝,要将损害和收益结合起来,这哪里可能呢?政改必须付出代价。我们原来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推行不了;现在推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就肯定要受到损害。你说我又要市场又要计划,那是啥经济形态?谁都搞不懂。因为这是经济形态的类型选择,不是功能拼盘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样一种“审美”主导,导致我们对不平衡的政治体制有着一种平衡的审美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多年来处于一种含混的平衡状态,但实际上只要一改革,它就不可能平衡。我们如何接受这个代价?现在变得非常关键。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目标障碍非常大。现在我们要确立现实目标,打破平衡,这是关键。比如说党管干部,管哪一类干部要按类型来区分。追求绝对平衡的心理,导致我们对政改总是出于一种审美眼光的状态而不是政治眼光的状态,这跟我们汉民族是所谓唐诗宋词的诗化民族有关系,我们像写诗填词一样地看政治,讲政治术语,没有将诗学思维与政治学思维切割开来。

蔡定剑教授:

89后为什么不改革?害怕改革有很多的原因,公开说是党的利益,实质上是既得利益。但也有领导超脱既得利益,对改革必要必要性不乏缺乏。领导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了解情况和信息,而是缺少民主、法治、宪政系统的知识和理解。缺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指望领导听讲座能解决知识不足问题,很遗憾的是讲座挑的是领导听的人讲。领导人还是按五十年代学习的那套知识来理解和解决今天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问题。就象毛泽东虽然是很聪明、知识渊博的人,但他只能按四庫全书的知识治国,按秦皇汉武的方式治国,因为他完全不懂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他和他的同事缺少现代政治法治的知识。这是政改相当大的局限。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统治知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那种理论和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如还靠学习运动、领导拍扳、开会传达、政治动员等治理方式都没有变。真的不是真正、理解更不会用现代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方式思维和治理。21世纪还在讲民生,而不讲民权,君不知民生必须以民权作保障才能真正实现。30年政改有前进,但也有不少方面越来越倒退、越来越保守,包括各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权力集权、人大工作和司法改革等方面。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第一,现在最大的阻碍是对政改问题评价不一。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有些人好像觉得我们的体制简直好得不得了啊!我们的体制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美国那套资本主义搞不下去了,得向我们学习啦!?这么一种氛围使得决策者可以说是自我感觉良好,有些不负责任的学者从中也在推波助澜。有很多时候他们觉得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你最好是顺着领导人去说话,好像你逆着说他往往听不进去,顺着说我觉得也可以,你毕竟是一种建设性的意见。但是怎么个顺着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了作为一个学者良心的底线,跟着胡说八道,看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至于符不符合政治逻辑、符不符合学者的良心——那东西是可以卖钱的!听说有的人已经在写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这太恐怖了,感觉好像要搞世界革命似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去指责,因为毕竟作为领导、作为执政党它有自己的难处,注意策略我觉得是需要的,但不能昧着学者的良心去干事,我觉得这条底线是谁都应该守住的。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对政治体制改革心存担忧,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关键在于怎么扭转,我现在觉得的的确确有一点迷惘。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阻力越来越明显,就是党内既得利益。我这强调党内既得利益,因为党外或者说政府里面、部门的既得利益看得是非常清楚的,不但我们学者看得清楚而且老百姓也看得很清楚。看清楚就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比较公开、透明的场合进行博弈。这种博弈我们已经看见了,尽管部门都出来声称自己的这套东西是符合公益、为了大众的,但这不能由你说了算,老百姓也要出来说话,包括网民,你不能不听。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已经构成了一种拉锯战。所以说政府的利益应该说扩张起来已经非常困难,而且有的部门可以说是在缩小,我可以做这样的评价。但对党的这块我感到没有这么多信心,为什么呢?道理就在一个:我们在说政府、部门利益的时候,它明明白白地摆在这,所以它也不敢否认;但政党这一块不太一样,它是从不承认部门利益的,恰恰相反,政党的部门等同于全党。政党的文件通常都是部门起草的,而部门起草的东西一旦中央通过那就是全党的东西,但这里面有多少是既得利益的东西啊!所以我在05年就写了个东西:《要注意对“党”的利益问题的研究》。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做许多事情,对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公众的利益、什么是党的利益,分不清。过去分不清是有个理念的问题,“党除了人民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现在情况大不一样,明明白白地摆着还不承认自己的利益就有问题了,你的利益到哪去了?现在关键就在不承认自己的利益,而且一出面“我就是代表党”;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当你的利益要和他的利益博弈的时候,你不是在和他博弈,他要掩盖自己的利益。刚才很多学者都谈到党政关系的问题,为什么有很多方面我们推不下去?不是说没有办法、想不出办法,关键就是它有利益在里头,这是很糟糕的事,党的部门的既得利益是非常突出的、根本没分清,所以它掺和进来之后很多问题根本没法弄清楚。所以我非常赞同剑涛的说法,说核心还是一个“党”的问题,没错!党的问题没弄清楚,你把政府里面的责任、权能、相互之间的关系全都理清了也没什么用。就好比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全世界都认为穿着裤衩背心跑得最快,你也穿着裤衩背心,但你说我们中国的特色就是穿着裤衩背心还要再背上一个包包,那不又不科学了、白穿了吗?还不如穿长袍马褂呢!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在这,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上还没有触动。我们在探讨改革的时候,怎么把这种利益给揭开来?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怎么在合法利益、执政党的利益和老百姓利益、公众利益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说什么是党的利益,什么是领导的个人利益,什么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全部分清了在权力分配中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这是阻力之一。

第三,我们缺乏一个从总体上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有些人一听“政治体制改革”血就往上冲,要么就是高兴,要么就是愤怒,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咱们怎么想办法从这里面跳出来,我觉得是学者应该去努力论证的责任之一,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政改落到实处必须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怎么理性思考?必须跳出利益格局从总体上去设计,就是大家都站在全国的高度、全民族的高度、全党的高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不是这样,没有这样一个决策机构,我们现在的决策说起来也是非常可笑的。怎么决策啊?我们想起一个重大问题,然后根据这个重大问题来找我们认为是专家的人,专家的人还不是说就是学者——“你们这些学者说的话那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只有那些部门干具体事的人才比较讲求实际——这样一种思路的结果就是每遇到一个重大的事情,都是到各部门去挑选自己认为是专家的人。比如说要解决一个金融问题,得把银行的叫来吧?得把国资委的叫来吧?得把监事会的人叫来吧?然后再找几个什么研究所的人。这些人坐在一块,最后形成一个什么结果呢?每个人都在维护自己部门的利益,每个人都在论证自己部门特别重要、自己部门的任务特别重大、自己干的事特别高尚,结果不是为我们整个国家改革的向前推进提供一个研究的平台,而是给利益博弈提供了一个空间,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大家上来以后就是讨价还价,如果是在整个政治体制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这种博弈我们是认可的,各种利益都体现出来。现在问题是有的体现出来、有的没有体现出来,有的是在体制内、理所当然地去参与的,有的还在体制外、但正在形成。这样一种情况最后导致博弈的结果是改革方案本身带有很大的既得利益的性质。怎么跳出这一点?我觉得就应该有一个超出各方利益之上的,或者说真正的学者,去设计这个东西。至于说设计得如何、脱不脱离实际总是有办法的。关键是现在用作设计的这套机制是不行的。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个体改委,我想它的意图是想超脱来设计。但我们弄了体改委思维马上就回去了,这个部门有自己的利益、那个部门有自己的利益,那体改委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利益啊!那些要改制的企业就由体改委来管,就等于在体改委兜里也装了既得利益,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实际上又堕落为一个部门。始终是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所以我们设计不出东西来,我们就没有一个设计的机构。怎么向前推进?现在我就觉得这一点恐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呼吁建立起来这么一个机构,真得能从全局的角度、全民族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当务之急,这样后面就好解决了。(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政治体制改革很多问题的探讨都很有价值。这里我想说这几点: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老话题了。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话题,即使同样的话题,也有不同的意义。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是什么?现在跟八十年代肯定不一样,三十年前讲政治体制改革针对的是指文革的问题;二十年前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谈党和政的问题,而且集中在选举制度改革;现在回过头去看,文革的问题以及党和政的问题都已经淡化了,或者说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的问题已经淡出,选举改革的问题好像也没什么动力。目前来谈政治体制改革,看来需要确定一些新的思路。

这里,我主要想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问题。主要讨论三点:1.经济取得目前的成就以后实际上使得我们对很多问题有了很多不同的看法;2.社会变革以后使得选举的基础实际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搞选举的话;3.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变化:到底是不是为选举政治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也很难说,但是应该说有点关系。

第一点,经济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20年前讲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国家制度改革,党的领导的改革,选举制度的改革,基本上不涉及当时的经济改革。后来逐步重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结构,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那么,从现在来看,目前的经济情况到底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在我看来,伴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看出来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突破性的帮助。唯一一点有力的因素是,政治体制改革、选举化的很重要基础——资源有很多是民间化的,资源的民间化使得民间的政治力量很容易获得资源,这个变化是对政治变革很有好处的。但也有一点不利,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改革,核心的资源还是跟权力有关系的。目前最核心的是项目资源的分配,其分配通过民主政治来划分和通过现有体制来划分,会有很大差别。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包括环境等资源,一方面依然是国家的,但实际上,正在民间化。民间化有利于民主化,但如果民间化使得民间有了新的权贵,就很可能阻碍民主化。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往往与权力层有很好的关系而获得并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政治很容易贵族化,而不是民主化。另外,资源配置在初次配置后通过市场机制得以配置,市场配置在短期里也很难使得现有不平等的格局有所改变,而且绝对量还可能进一步扩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下,即使穷人的收入以50%的速度增长,富人以10%的速度增长,穷人要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夫人的绝对量。这再加上地区差异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国家层次上,到目前为止,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很有利。

第二点,就是社会的变化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我想民主化的社会基础是以个人为核心,但实际上我们目前这个社会还没有做到以个人为核心,而是以政策划分的群体为核心。比如城市和农村的两极分化——过去是区域隔离,现在是以户口政策性的方式隔离,今后可能以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的差异来隔离。农村人口很难进入城市,城市也很难进入农村,过去式农转非难,目前已经出现非转农很难。另外一个就是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本身的多极化分层。托克维尔讲民主的重要进步是社会的平等,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大块的不平等对政治民主化变革来讲是很困难的。即使变革开始,也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磨合才可能有一个稳健运作的民主。

第三点,就是文化的娱乐化和八卦化——包括现在"山寨文化"的兴起,这一点应该说是对民主化的前景是看好的。文化这个本身是——包括它的选举、选秀、八卦、调侃——娱乐版的报道模式和运作模式基本上是未来民主政治的报道模式和运作模式。民主文化和八卦文化是直接相关的,不要规制;而且娱乐精英的去权威化、世俗化,跟政治精英的去精英化、世俗化是一致的。大家看美国的民主、包括台湾的,一搞你就可以看出来,政治精英实际上就是娱乐明星,以玩为主,然后玩出政治上的很多花样出来。但山寨文化本身的草根性,在小范围的政治里可以影响政治,在大范围的高端政治中,在大国中,山寨文化由于其低俗性,非礼仪性而往往走向边缘化,可以影响乡村民主或者基层民主的,但很难影响国家民主。

从这几个基础来看,目前来讲应该说是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没有到有推动核心政治变化的基础。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我的基本主张是中国要由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转为以人民意志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目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判断,我第一个判断就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远远大于八十年代,换句话讲,理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甚至越来越小。我们应该看到,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意识形态是一种开放的、向上的、吸纳世界文明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我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权贵资本与市场经济结合。这是现在与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的,八十年代没有形成权贵资本,而这些年的改革造就了非常大的权贵资本。这二者结合到一起成为中国推动政改的最大障碍,而且权贵资本的力量不断在壮大。

第二、现在发展到开始批判普世价值,连人类基本政治文明一些共性的东西现在都开始公开批判,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八十年代都在吸纳,现在发展到要公开批判。

第三个佐证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有人认为美国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救西方的自由资本,给中国人造成很大的误导,以为好像我们的体制确实比别人的要优越。(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吴稼祥(自由撰稿人):

说一下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由来:小平同志85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要退休,提出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86年他12次谈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改并不是说没有条件,条件早成熟了,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首先是缺少一个伟大人物,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要讲三个真真切切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技术性障碍:国家越大,民主化越难。我提出一个定律或者叫假说:权威落差与权威距离成正比。一个国家越大要求权威落差越大,更简单地解释,一个国家越大就要求越专制,为什么这么讲?专制的国家能动员资源,豢养军队、官僚,你要不动员资源、不肯豢养,这个国家就分崩离析了,所以所有的大国都是专制的。我这个定律想说明什么道理呢?一个国家一旦变大了,它绝对有一个专制的倾向;一个国家一旦专制了,它绝对有一个侵略倾向,一定要扩张自己的权威基础。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搞联邦制;美国以前所有传统的大国都是这样的。一旦权威落差扩大到不能再扩大的时候,它就需要扩大它的权威距离。我主要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大国它的改革会遇到很多问题,国家越大,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权威一旦崩溃以后,一个大的国家再加上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有两种困难。多民族后,(各民族)它本来是没有主权的,一旦改革它就要求主权,所以我把这叫做“雪崩”现象,因为它的“山体”结构不一样,同一民族维持原状的可能性要大。技术性的难度导致我们所有的决策者不得不考虑民主化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中国第一次民主化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外蒙丢失,台湾主权悬挂,加上新疆到现在还有主权问题,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这些问题能不考虑吗?主权一旦分裂了这不是个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确实是个地地道道、切切实实的障碍、一个问题,这不是虚假的。

第二个障碍,我说的就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问题。我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有政治革命的理论、有政治保守的理论,从来没有政治改革的理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流行过无政府主义,流行过共产主义,流行过契约理论,这三大派其实都是政治变革理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它是主权消亡的理论。如果要坚持这些就永远不能政治改革,国家主权消亡、打碎国家机器,还改什么?这一障碍完全不能逾越,一旦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它就遇到:政治要改革吗?它要革命!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现在已被废除,但仍影响着我们:国家是什么?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样一种理论怎么可能改革呢?党中央领导人改革的时候总会想“我是不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要国家消亡的嘛,你为什么还要加强国家机器?这个根本上是冲突的。这样一种理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名正言顺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个障碍就是利益结构。大家都看到了苏联、东欧崩溃之后那些前政党,看到台湾、韩国的审判,尤其看到捷克和东德前共产党员都不能就业,这样的事情对执政党来说难道不是心理上的障碍吗?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应该来讲不是虚构的。

至于对策就两句话:权力分到哪儿,民主跟到哪儿。权力分到乡镇,民主跟到乡镇;权力分到县一级,民主跟到县一级。这个民主实际上就是联邦主义民主,从草根民主向上不断推的,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的思想。(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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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

蔡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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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定剑 法学博士,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2002年获“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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