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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辛宇(权力结构研究学者):

三十年前,通过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深入讨论、激烈争辩和深刻反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解放思想的共识,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

三十年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成箭在弦上之势。为了使明年能真正形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合力,必须在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上形成全党乃至全国的共识。

共识之一:政治体制改革其实质为权力架构的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必须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权力架构)的改革。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28年前就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拟定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即权力架构)的规划蓝图。并勾勒出逐步推进修改宪法、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企分开、还权于职工、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一把手体制等的大模样。

共识之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住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由于我们基本上沿袭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超稳定结构的中央集权领导制度。当战争远去,运动不再之后,其弊端也日益明显。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但“总病根”则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又突出表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个人(主要指党委一把手)权力的过分集中;二是组织(主要指党委、党组)权力的过分集中。对于前者,一些地方和部门往往企图通过分事权来解决,也想了很多办法,如一把手不具体分管人、财、物,以及末位发言等。对于后者,则必然涉及到机构分权。

共识之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努力使“集中”民主化。按邓小平同志的规划,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限,目前还做不到。但努力改变权力的过分集中,特别是通过发展党内民主以切实改变党内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应该并可以做到的。上策是党内机构分权:即分设党内决策机关党委会,执行机关执委会,监督机关监委会;中策是常委工作分工:党委常委只负责党内决策,不兼任党委各执行部门领导的职务;下策是书记分活儿:即根据书记的认识和喜好,将党内有关事务,按生产队长的做法,派活儿给各常委。

共识之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发展并深化民主。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和摸索,需要以还权为主线,逐步从五个方面“审慎从事”还权行动。一是党委还权于政府;二是中央还权于地方;三是干部还权于群众;四是书记还权于组织;五是组织还权于党员主体。而且“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走的是放权之路。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开放促进了改革。有此借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须走还权之路。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高度出发,以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党员主体地位的归位,并促进开放深化改革。途径有三:一是扩大选举制,减少委任制。重民主必重选举。二是党的机关报带头开展舆论监督。邓小平五十年代就指出,“报纸最有力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些主流报刊由于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失去力量,失去民心,在舆论导向上有名无实,逐步边缘化。三是逐步使党员真正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每一名党员都能真正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党组织才能获得活力,党内民主才能为党的长期执政注入鲜活的生命。

共识之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建立类似经济特区那样的改革试验区。试验区是体制改革的孵化器,可以减少阻力,控制风险,方便拷贝,整体推进体制、机制、制度等层面上的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是实践的成功,是特区试验的成功。尽管经济体制改革的风险远小于政治体制改革,但深圳特区还遭遇了两次大争论。即使实践证明搞成功了,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也只是落了个安全着陆。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关键就在于我们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区,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而任何一个领导干部要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要对现有的权力结构进行实质性改革,他所面对的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大,所要承担的责任太大,所要冒的风险太大。没有上级的及时支持,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成功的几率不高。因为这种作法是以个体去挑战群体,是以对己无益去挑战既得利益,是以大多的无依无据去挑战甚至违反很多的现有规定。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之谈。因此,如不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进行综合改革试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更很难取得成功!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不多了,再不抓紧改革就只能等着翻船。邓小平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应是修修补补,而是革命性的。革命的对象就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破除新的“凡是论”。只有象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那样尊重现代政治体制构成和运行的普遍规律,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必须有一个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安全性、妥协性、可操作性的根本改革方案,才能打破僵局,真正把政治体制改革启动起来。

以下谈五点政改意见。

1、参照香港模式,创建大陆模式。

香港没有多党制,但它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却是良好的。它有四个支点:一是财政由立法会来决定,表明它有分权制衡。二是它有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三是它有很好的法治。四是它有民主背景或民主因素。香港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就是在没有多党制的情况下也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政体,所以多党制并不是良好政体的绝对必要的条件。这就表明,大陆完全可以参照香港模式,在坚持党的领导、不实行多党制的前提下,通过培植和发育这些现代政体的基本要素,创建符合大陆实际的现代政体。这种改革就是具有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

2、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应当是建设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财政制度。民主政体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用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抓住了公共财政这个民主与民生的最大结合点,就能使政治体制改革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力。

3、着重实行财政分权制衡体制。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单位的会计、出纳、审计都是一个人,那就会有很高的腐败概率。所以,财政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首先必须相互分开,然后再相互制衡,这才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制度措施。

4、实行党的领导与普选制度相结合的选举制度。

中国从1949年起就已在宪法层次上规定了普选制。但是,普选制在世界上都是与多党制相联系的,这就使真正落实普选制几乎成为了不可能。

但这个僵局是可以打破的。落实普选制的根本措施是:我们可以普选人大代表而不选党。也就是说,大陆在普选时不搞政党之间的竞选,只搞人大代表之间的竞选。为了保障党的领导执政地位,我们可以把宪法中的有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原则规定具体地落实在选举法的有关条款中。比如,我们可以考虑规定在人大代表中区分政党席位和非政党席位,政党席位占70%、非政党席位占30%。其中政党席位是中共和八个民主党派的,其人大代表候选人首先来自于各政党内部的竞选,其次来自于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其他则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的人士的非政党席位。政党成员也可以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竞选,但通常不能享有政党人事提名之待遇。

共产党员要成为居于政党席位的人大代表需要经过三个步骤:一是通过党内竞选成为中共代表大会的成员,二是通过参加党代表大会内部的竞选获取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三是参加人大代表竞选,通过人民投票选举而成为人大代表。经过这些选举后,中共依法成为人大中的多数党,因而获得组阁权。政府首脑和政府主要成员(政务官)也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他们首先必须经过上述三个步骤的选举成为人大代表才有资格成为政府首脑和政府主要成员。除此以外,他们还需要参加更多的竞选。借鉴国际经验,中共至少应当向人大提供两位政府首脑候选人。这两位政府首脑候选人需要通过党内专门竞选而产生。然后再在人大代表中竞选,竞选成功者即为政府首脑。中共还应向人大提供至少相当于两套班子数量的其他政府主要成员侯选人。这些候选人也都需要通过党内专门竞选而产生。进入人大后,他们首先需要通过当选政府首脑的遴选而进入内阁提名名单,然后再经人大代表投票而正式入阁。未能经过这个环节成为政府主要成员的则可通过任命制途径任副职,或者至少是获得政府主要成员的候补资格。这样我们就能实现党的领导与普选制的安全有效的结合,亦即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结合。

5、经过上述选举后,我们可以通过以党领政和依法治国解决党政关系问题。

以上这些不是完整的政改意见,只是想以此说明,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我国也完全能够实行具有革命性、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性的政改之路仍然存在,就看我们走不走。

任剑涛教授:

我认为政改的关键不在于功能性的组合,也不在于被动性的回应,而在于政治体制的结构优化。

1、我们必须要强调指出,今天中国改革的成败问题取决于政党体制改革成败的问题。我有个提法就是,不要说全能政府的改革决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关键的问题是全能政党的改革决定中国改革的成败。党-国关系的清理80年代看得是很准的。如果党、政关系或党-国关系没有理顺,所有的改革由一个全能政党来驱动,一个局部政府、或有限、有效政府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不可能的。现在实际上党政关系高度紧张,不要只看到党群关系紧张,为什么这样说?各地党委作出决定,政府来执行,犯了错误是政府的,政党不承担责任,这是中国政治体制严重的内部对峙问题。这样的态势,在地方上实际的权力运行体系中,矛盾尤为突出,大家都用干群关系的紧张来掩盖党政关系的紧张。我们必须要看到更紧张的党政关系,已经使得党国内部权力的高度一致性很难维持。而如果需要诱导型改革的话,党政的高度一体化和认同感非常重要。苏东领导集团的分裂导致国家的裂变,对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醒作用。千万不要用干群关系紧张来掩盖党政关系紧张,因为这是我们内在决策体制的一个高度张力。所以,我认为对中国政改而言,改变全能党比改变全能政府更紧要。

2、要承认我们的政改面临一个政体选择问题:我们到底是要集权制度还是分权制度?要民主制度还是专断制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人在说集权有什么好处,列宁主义、国家驱动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做这样的总结我认为是有问题的。这甚至与执政党领袖的思想进步都疏离了。80年代领导人谈政改要杜绝三权分立,97年江泽民谈政改已经公开承认权力分割与制衡。权力分割与平衡能使政体的问题真正落实到一个宪政的平台上。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不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操作问题。因为千百年来人类能把权力安顿下来,就是靠权力分割制衡。从而使难以驯服的权力区分为不同形态并相互制约,同时让权利、让社会制约权力,权力才“皈依伏法”。如果你要承认一个集权、专断的选择是正当的话,我们的政体就高度地不稳定。因为集中且专断的权力一定要有最高、最后的权力人格代表。这种人格代表使得集中权力达到极端权力的情况下,就绝对不可能是法治的权力。这是一个古代政治和现代政治共同证明的问题。

3、政府管理不在于强调政府机构的规模或职能,比如大部制、小部制,也不在于一个具体的对政府预算、财政问题或是运行机制问题的小打小闹的改变。我认为最关键的在于国家次级体制的设置。除了政党、国家权力,政府运行体制是个次级权力。次级权力与首级权力不一样,首级权力需要宪政来安顿,而次级权力需要的是一套运行制度。这一体制的关键,在于政府作为日常资源的组织部门,怎么既把它控制得住、又怎么赋权于它,使它有限而又有效地运作起来。现在比如说承认“小三权分立”,深圳在多年前设计的时候我就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不知道现代政体设计一个基本的核心——人大作为国家立法机关强调的是公平价值,行政体制是以效率为追求的,司法则是强调公正理念的。行政体制在强调效率的时候,你给它来个“三权分立”,你搞一套我搞一套他搞一套,即你决策我执行他监督,这反过来使得行政效率更低、行政决策成本更高。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围绕着政府管理的效率性,就要求我们在政体选择的时候,政党的体制建构问题首先要加以解决。政府基本机制的设计我认为变得非常关键,公共财政、绩效评估、大部制都是边缘性而非核心性的问题,边缘不能替代核心。我们现在一说某个东西有用,就动用大量的行政成本来改,好几年之后回头看又不行。行政成本无限累进,但行政绩效是逐渐在衰变的:我们多年来的行政绩效呈下降曲线;我们的行政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数倍以至于十数倍。次级制度运行的成本非常高。“钱袋子”控制不了。因为次级制度的设计跟首级制度的设计是错位的,人大管不了“钱袋子”,党又不管“钱袋子”,政府的“钱袋子”是乱的。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情急之下投入4万亿,造成的结果不仅是国内在“跑部钱进”,连跨国公司都纷纷到发改委去拜会,现在“跑部钱进”是全世界的行为了!回顾政治体制的历史,对政改的促进做一个基本判断的时候,我想抓住这三大结点,政改的推进才能真正有效。

汪玉凯教授:

(很多人)看不到政治体制所存在的潜在性危机。不带偏见、客观地描绘,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模式可概括为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它下面有三个层次:第一,基于市场经济的体现党政一体化的公共治理模式;第二,基于现代法治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模式;第三,基于多党合作的体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协商政治模式。我认为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包括这三个内涵,这个模式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首先看它是不是:它是有现代意识的,接纳了市场经济、也接纳了现代法治理念,强调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你不能说它没有现代法治的意识,它有;怎样去实现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其最大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也是刚才任剑涛讲的观点,这种模式有明显的党国家化的趋势,国家被政党控制,带来很多问题,首先如何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第二,政治模式遇到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问题。现代社会是多元思想文化,而我们这种政治模式过度强化它的意识形态。文化革命中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三者高度重合为一,在我们现代虽然把经济中心剥离出去了,但政治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仍然高度合一,过度意识形态化。第三个挑战,我们到现在找不到对公权力有效的制衡手段,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它找不到四两拨千斤的、有效的对公权力的制衡机制,我们的反腐败都是事后追究。这就是我认为的我们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最大的三个挑战。

那么未来如何来改革?第一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体目标很模糊,十七大讲得很漂亮,“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要在基层实行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自我教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命”,但是就是不能操作,流于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我们不敢迈出关键一步。这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在高层对政改的价值趋向。那么当高层不积极趋向的时候,对社会就会造成一个误判:现在社会有罢工的,群体事件非常多,社会不稳定,(但)只要我们把经济解决了就没问题。92年以后我们一直是经济高增长掩盖了政治问题,现在明年可能经济出问题——千方百计、只要我们经济搞上去,政治、社会问题可以给它稳定住——我认为这可能存在某种意义上的误判。救市不能(仅)以经济方式来救市,要以改革的方式来救市,特别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要用政治改革的手段来救市,这可能是最有效的救市。如果我们把救市手段都局限在经济层面,而对于行政、政治层面的问题不关注,救市也未必救好。一定意义上讲,我的看法就是政改是非常紧迫的,但是人们对它的看法不一。(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吴思总编:

政改怎样继续往前走?在中央文件的表达中,传媒的权利似乎可以继续扩张,中央文件提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在某些领域,例如消费领域和经济领域,即使碰上三鹿集团之类的企业,碰到黑煤窑,扩展都是有可能的。但碰到那个“硬核”,党政系统的既得利益,恐怕就扩张不动了。说不定还要后退。

总体上说,言论空间的变动,是一个很难一概而论的局面,具体结果取决于各方面的博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都不会闲着。从中央文件看来,最高层不想大动,也不想不动。中间的权贵阶层实力很强大。在传媒自身的层次,有想推的、有不想推的,但市场取向决定了传媒还是推动开放的力量。

在这种格局中,政治后台硬的可以继续前进,这是沾特权的光,成为“贵族民主”的一部分。另外,经济强大,资本后台硬的,也能拱一拱。无论谁往前拱,民众和海外舆论都倾向于支持,民众支持,是因为传媒放开意味着扩大他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海外舆论支持,也无须过度解释。所有的传媒人都反对打压言论,只要一看言论自由受侵犯就生出反感,这是国外记者编辑的自然反应,甚至可以看作行业性自卫。按照中央文件的表态,最高领导层也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支持一下,在某些权贵的打压之下保护一下传媒。这些力量集中之处,就能形成几块硬骨头,啃不动、嚼不烂、煮不熟,拿它没办法。当然,对权贵来说,一旦伤害到他,啃不动也要咬两口,局部可能互有进退,先出头的传媒人还可能倒霉,但倒霉了也要维持下去,再换上来一个,还会继续死磕,否则整个报刊都要死掉。

除了几块硬骨头之外,还能活下去的就是“游击队”,博客就是“游击队”,遍地青纱帐,谁知道它躲在哪里。结果,不管是明规则还是潜规则,每个人的那份权利、言论空间,实际上都可能扩大。我觉得这是实力对比的结果,这种非主动的“改革”或“变革”是真的,不会发一个禁令就没了。

从更宏观的层次看,传媒人在争取自身的权利,垄断集团和权贵在维护或扩张自身权利,工人农民用群体行动的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商人用钱开路扩大自身权利,这些努力都在持续,日进不息。政治体制改革,只要顺势而为,给各方提供一块正当博弈的合法平台,把博弈结果固定为法规,就算重大进步了。目前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虽然已经从帝国进步为党国,但还属于官家说了算的政治结构,还是官家主义政体。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增加了,社会结构变化了,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构还没有改变,民主和宪政还需要大家继续推动。

下面还有一个可能的大变化,就是接班人的传承规则结束。“指定接班人”作为一种权力传承规则一旦结束,新的传承规则是什么?按照前苏联的经验就是开中央全会来推选,那就是“贵族民主”或“高官民主”了。我们现在可以叫寡头政体,将来可能就是高官民主。在最高权力传承规则变化的前景之下,在各方扩展自身权利的努力之中,中国将往哪里走呢?能走多远?我得承认,我现在没想清楚。

赵树凯研究员:

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依赖于怎样在多种社会力量的互动中找到一个结合点。总体上改革应该是渐进的,但如果一味强调渐进性,只是被动地应付或者敷衍,改革往往会失去最佳时机。群体性事件的增加和升级,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

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西方学者整体上说比较乐观。有些学者研究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指出这种抗争来自于规则意识,还不是权利意识,所以对政治稳定和政治改革不会产生大的影响;有些学者集中探讨中国发展型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有些学者试图在中国找到协商民主成长的可能性;有些学者则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等等。也有少数研究者持悲观看法。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方法上,注重实证,往往从小问题入手,引入量化分析,从而探讨发展趋势,他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策略,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是普遍规律,西方一样,中国也不会例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是漫长的,有的国家到现在还在进行。有时候,渐进改革难题的解决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人们误以为民主政治是依靠“革命”来完成的。激烈的形式有时候导致玉石俱焚的后果,反倒会阻碍渐进改革进程。当然,激烈冲突的形式很可能与我们不去主动地推动渐进改革有关。

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知识界和其他各类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走向的看法也许并没有大的分歧。政治没有什么神秘的,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权威机构按照什么规则建立和运行。

过去30年,我国社会的政治关系有很大改善,这个必须承认。举例来说,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一表述的产生,说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辞典中正式有了“民主”、“自由”、“公平”这些反映人类普遍文明价值的政治术语。在中国人的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些政治理念。改革不能冒进。走向成熟的民主政治需要一定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国民比较富裕,中产阶级比重较大,居民的耐用消费品使用普遍化。具备这个条件可降低贿选发生的概率。

第二个条件是社会比较平等。这是消解激进政治的社会基础。如果贫富悬殊太大,激进政治家的活动空间会很大,容易导致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剧烈动荡。

第三个条件是“熟人社会”基本解体,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没有这个条件,全社会的广泛直选就难容易导致黑党政治的普遍化,民主政治就会徒有其名,全社会就会“土围子”化。这种事情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很普遍。

第四个条件是民众文化差异比较小。民众文化差异太大,容易被区域政治家利用来搞分邦裂土活动,带来社会动荡,最后导致国家、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学界的朋友对这个事情不要太浪漫。我们自己可以在思想上搞清楚个人价值和国家保护的意义排序,但不要希望全社会的人都有这样思想,更不要希望激进政治家不会利用民众文化差异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第五个条件是经济多元化程度比较高。多元化进程不免有利益集团获得某种垄断地位,这并不很可怕。只要有多元化,大家的空间就增大,强势人物就不至于一窝蜂地专门去争政治权力。

上面述及的五个条件,经过改革开放30年,有的发育的比较好,有的还不好。发育好的条件,就应该利用;没有发育好的条件,就应促进其发育。这些条件的进一步成熟是一个过程,太急也没用。许多欠发达国家虽然有一部好看的民主宪法,但没有民主政治之实,原因大抵是社会基础有问题。当然,如果做好工作,有的条件可能成熟会快一些。例如,全社会民众文化统一性的建立就可以刻意地去推动;文化差异性可以有,但不要刻意地强调,更不要将其凝固起来。可以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加速经济交流、促进人口流动等办法强化社会经济的内在统一性。要取消国内民族之间在计划生育、升学录取等方面一系列差异性待遇政策。国民教育要贯彻宽容、妥协、互济和理性等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取消基础教育教材中的那些提倡好勇斗狠的内容,更不要胡乱把爱皇帝当作爱国主义来提倡。

我们强调形成政治体制转变的成熟条件不能一蹴而就,是为了防止改革中的浪漫主义,但这不能成为缓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做了一些事情,而更多的事情还等待我们去做。一方面,要将已经提出的好的改革设想尽快付诸行动,特别是一些已经出台的法律要真正落实。我们的“宪法”、“物权法”、“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如果都能真正落实,政治体制改革也会向前迈出一大步。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体制机制的任务,也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应加快落实。另一方面,更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措施也应有一个统筹安排,择机出台。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非政府组织管理登记制度的改革、司法制度的改革、大学管理制度改革、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法制化改革,以及反腐机制的改革等,都可以加快步伐。在一些地方还可以搞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

袁绪程总编:

政治体制如何解决呢?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将问题解决,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进行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我同意党国英讲的,宪政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不要提做不到的事情。应当把民主化和宪政看成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像经济改革一样,走渐进的路子。政治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和私人领域的改革更复杂。因为私人领域和经济改革不需要找动力,动力来自于人本身的欲望,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讲求的是公共权利的平等化。我们要寻找政治改革的动力和载体。

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要研究新的社会组织如何设立、如何发展,国家和社会如何分离?如公益性和互惠性的组织如何组建?比如农协对于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能不能搞农协?是不是只有建立农民的协作组织,才能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否是一个替代过程?由于工业反哺农业是一个较长的时期,这个职责由谁来履行呢?由农户自己还是官员?官员是向上负责,只有由农民选举的农协代表才可能向农民负责。再如,只有转变土地的公共使用方式,不再通过直接征地而是征税的方式,才能建立公共财政,建立公共财政本身又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没有公共财政相配套,即便是直选的乡长也很难做到向下(乡民)负责。因此,民主宪政是需要社会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经济条件这四个条件相配套的。而中国的经济条件向前迈了很大一步,其他条件现在还不具备。

危机催生改革。我们绝不能轻视这次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是全球性的。欧美、日本经济开始衰退,我们的对手出现了问题,但我们也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需调结构,调整结构的背后是体制问题。这就给我们的改革提供了机遇。经济危机带来民生问题,民生引领民权的改革,这就给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

我认为,不要提政治的多元化,提了并没有任何好处。台湾与香港的存在对于我们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们要统一台湾,就必须走人类的共同道路,缩小与台湾的经济和政治差距。所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不是左派能够批得倒的,也用不着去争论。走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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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

蔡定剑

35篇文章 14年前更新

  蔡定剑 法学博士,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2002年获“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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