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清华大学教授）：

我讲：“从一百余年的发展全程看政治体制改革”。

我对政治改革前景可能是比较悲观的，有人总讲“经济上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变化”，我认为是不一定的：经济上的变化并不必然带来政治上的改进。

有人又会提出“中国存在那么多问题，最高层知道不知道”？在思维模式上还是“上面是好的，就坏在中间”，或者叫“改革两头有积极性，中间没有；中间是阻力”。我认为：“知道”问题的存在和“不知道”问题的存在是一回事；“知道”了，有不同的应对方法，想“改”和“不想改”是一回事，即使想“改”，能“改”不能“改”，又是一回事。我们应把问题区分清楚。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渐进”好不好？是一回事。“变化”是来自“渐进”的改革，还是来自权力系统控制力衰减导致的“松动”，又是一回事——因为如果是“主动退让”，放开社会空间，给个人以自由，那就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如果是“松动”就带来的变化，就是另一回事了——“松动”本身不是改革。

由于打开国门，格局就发生了变化。格局变了形成的东西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看这30年是讲不清楚的，起码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事（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我们要看看，再往前，就要看到上个世纪初的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看到1860年之后的变化。

我们必须注意到30年前改革之初的现代化启动，并不是像有些人讲得那样——好像此前就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30年前的现代化启动，对中国来说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第二次现代化启动。它所启动的不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的社会的现代化，而是一个走了特殊发展道路的国家，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的现代化，这种由不同别国的特殊情势带来的差别一定要看清楚。

历史的变化不是起自一个点，“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一个人定的标识。文化大革命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制度构建上走到极至，而变化是渐起的，从乒乓外交、邓第一次复出，万里整顿铁路，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一步步走出。

我们应该注意到改革之初的目标是重提“四个现代化”，也就是想回到文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四个现代化”是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和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有了性质上的区别的。在改革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具体的改革步步向前走，大目标却迷失了，直至当政者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中共十四大）和法治国家（中共十五大）的大目标。但同时又确立和在实际认可了很多不能丢的东西——所以到现在，才有了中国在不断发展中被认为是每一项进步的同时都加剧了内在关系的紧张的景象的出现——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改革，而政治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改革我们什么时候启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以往所谓的渐进式改革是需要很好总结的：30年改革中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既有结构和已成定势的思维模式）和改革中新生利益格局的负面作用，都使得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很难启动。

三十年的重大成就，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力增强了。这些固然得益于开放、改革的政策，但还有几个方面也是起了作用的：第一是大规模的金融运作，引进外资、银行贷款、股市开放，有很大贡献。第二，改革成本支付的滞后，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低。第三，农民工的低工资。第四，资源变资本。第五，我们付出极大的环境与资源代价。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如果不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中期的美、苏对峙，如果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增长早该出现（如果我们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准备，60年代应能起飞）；二，30年的经济增长伴随了本来是可以控制的城乡、地区、贫富差距拉大，已经到了威胁社会稳定的程度。

由于改革缺乏整体规划和统筹，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两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文件中提到的四个机制——“权益保障”、“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远未建立，一个社会缺乏形成共识，化解冲突的机制，旧有的权力系统和市场有了及其巧妙地结合，在这种情况下的的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人类发展而言，是尚乏根基的不稳定增长。未能完成“全面改革”（十七大报告）的中国，很可能还只是一个“跛足巨人”，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惕的。

还有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刚才吴稼祥提到了上层，我想说民间一直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和行动。这在1985年、1986年和当时中央是有过密切的合作的。今后，要使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合作。

现在，首先需要有一种认识，对一个较长时期历史的梳理；对全球、对中国现实情状的认知。

一方面说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合作是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又沿袭了旧有过强的敌情意识，对内对外都是如此。能不能求同存异，合作共生？

我们为什么处于紧张之中？因为中国的目标问题——为“人”（使一个、一个的人都生存得更好一些）还是为“国”（战胜或者是胜于别国）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924年国民党提出“党治”，后来的基本思路是“国（家）社（会）本位”，1997年共产党提出“法治”，基本思路是“以人为本”。从说出到做到是有距离的，因为这个在转型之中，发展有路径依赖，社会既有的结构、旧有过时已成习惯的思维模式，以及发展中长成利益格局的存在，都不断地会使行动偏离目标，这也就是温家宝主持制定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的改革所必须面对的体制性障碍——要突破这一障碍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需要反思，需要对走过的路做一番检讨，看我们是不是有错。一个“不认错”的民族是没有指望的。另外，“改革”虽不能说什么“最后”的机会，但长期拖延是有极大害处的，这就是“改革”拖延中的腐蚀性。这种腐蚀绝不只是腐蚀了官员，也腐蚀了民间，包括农民工、农民和社会底层。上层腐败、底层堕落，是一种很可怕的局面。拖延中是会产生很多变形的。两年前中央文件提出“社会建设”，现在已经变成了“民政部‘建设社会’”。

一些人，从自己利益出发，不愿在改革中让出些许既得利益。另一些处领导地位的人，则怕在自己任期内出问题，只想“千万不要在我手里出事”，不想拖延越久，问题积聚日深，相互纠葛，越难解决。

要想平稳转型，就要上面主动。要决策层深思熟虑，广采众议，积极推进，同时，给公众参与以空间。没有上下多方的合作，中国的全面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不说最后机会，但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这个社会的问题积聚得太多了。

如果说具体建议，几年前早已说过了。有《改革路线图》，报刊都不愿发。简单说，大致有几点：民生第一。明确党权。做实宪法——保障公民获取信息的权利和言论、出版的自由，放开非政治性结社，允许公民通过集会、游行、示威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以不使用暴力、不冲击国家机关、企业和其他单位、不断绝交通、不使用宣扬暴力、战争、犯罪、歧视或者是侮辱、诽谤他人的言辞、文字、图画为限。设立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人大（改变代表选举制度，减少代表名额至200余人）分别议事，共同议决，中共中央委员会有否决权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合于善治原则的公共事务决策体制。划分中央、地方事权，以及司法独立等。

改革是会有风险的。改革需要多方合作，需要有原则的妥协。现在正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需要的是加快改革，而不是继续搁置改革。我们看一看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看一看抗日战争开始时对民主改进的呼声，应能知道良好的政治体制的改进，对应对危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良好的政治体制能在利益、主张不同的人们之间形成共识与合力，以化解冲突和风险，共度时艰。

郭道晖教授：

现在很多人都同意政改要“走碎步”，走渐进的道路。我也认同政治改革不能过急，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但当前政改在总体上的主要倾向不是太快，而是太慢；再则，何者当慢，何者要快，也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党国体制的改革急不得，需要经验积累，需要考虑当局者的承受限度，所以要“走碎步”；但有些是容易改而且迫切要改的，为什么不改？如废除或修改侵犯人权的劳教法规；如开放舆论，制定新闻法、出版法，虽然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草案，但是由于某部门或某领导人不同意搞，就拖延至今不制定；还有社团组织法等，只有政府部门出台的管理、限制社团登记和活动的行政规章，而没有人大制定的保障自由的法律。这在立法程序上也是违法的。另外还有公务员财产申报、登记，都是马上可以实行的，却因为某些官僚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而泡汤。

我认为政治改革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问题，而且是时不我待的问题。再拖下去，矛盾会更多，乱子会更大，群体事件会急剧发展而且无序，难免不引发动乱。所以政治改革已刻不容缓。

另一个问题是怎么改？十七大报告一开始就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我觉得要解放思想，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应该解决一些历史遗留的、未加清理的“左”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债务问题。要向前推进改革，就要允许向后反省、总结历史教训，正确评价曾经给新中国造成巨大祸害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思想言行。讲思想解放，首先得从长期统治着人民的神化的错误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对建国以来历次瞎折腾的政治运动来一番反思和思想清理，而不是忌谈历史教训，封杀历史真相。

二是要抵制文革思想的回潮，如前述的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为纲，为否定人权民主法治而妄批“普世价值”，鼓吹“党权至上”等等。

三是执政党需要从革命党的思维转换到执政党的思维（如由鼓吹“阶级斗争”、“继续革命”、“专政”，转化为民主宪政思维、人权观念；由只强调代表某个阶级或“大多数人”的利益，转向对全民、全体选民负责，等等）。

高放教授：

展望未来，不仅要支持现在的中央继续碎步前进，而且还要促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推进迈出三中步，最后达到迈出三大步，才能取得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成功，从而促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迈出中步呢？我们不提什么更多新的方案，就是要求党中央按照宪法、党章的规定，各级党的领导人、各级政府领导人真正民主选举产生嘛！选举是民主的第一要义，十七大文件就是讲“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是将民主选举放在第一位的。什么叫迈出大步呢？就是把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真正实现党政分开，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们学者只能够本着良心、良知，发良言、提良策，唤起民众、唤起广大的党团员、唤起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共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能唤起众多群众起来了，才会引起领导的重视。将来的前景我看无非有三个：一个是领导人自动、自觉、主动地改；一个是不自觉、被动、逐步地改；一个是口头上讲改、实际不改，或者只限于小改。如果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苏联东欧的剧变证明了：官僚利益集团形成后，政治体制改革是更艰难了。在苏联东欧的后期还有人把死马当活马医，想法尽力抢救。然而由于处方不对，进行体制外改革，终于葬送了社会主义，我们还是要竭力推进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我觉得宪政在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但我想，恐怕还是得回到宪政。但怎么回到宪政呢？法国大革命时政治派别很多，但无论左中右都共同维护1814年宪章，公共知识分子无论信仰如何都共同参与了维护公民权利的斗争，尤其是以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为中心——被称之为“自由中的自由”、“权利中的权利”，这和后来马克思的看法是一致的。法国的经验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启发的。改革本来最大的动力或目标是分权，现在因为官商形成了新的权力复合体，权力越来越结合了，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本雅明对“死马当活马医”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大家都有很好的构想，我是学传媒的，政治学的构想不是我的特长。哈耶克是反对路线图的、反对建构，但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建构，建构要与演进并重。刚才几位在体制内讲的方案，只要能推进都是好方案，它有没有缺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往前走。为推进公共事业，我们在座的各位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权：首先是影响周围的学生、老师、弟子、组织中的其他人；其次就是今天的媒体应该说主要是自由主义趋向的，有优点有缺点，优点就在于给我们主张改革的人提供了巨大的话语空间。现在以社会改革来促进政治改革可能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社会改革通过公共事件如地震来推动它，最近几年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如死刑复核权，包括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等等都是通过具体案例来推进的。但这里面有一个悲哀就是“不死人不能推进”，往往是某人以生命为代价，大家出于义愤来推动，然后法学家出来阐发一些原理。任剑涛好像说过一句“这是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有时是很残酷的，但对于促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往前走可能也是一个不得已的代价。所以从现实来说，体制内、体制外的学者可能更多地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话语权和行动、包括理念（来推进）。有人说在中国不缺理念、就缺行动，我觉得也缺理念，理念也有大理念、中理念、小理念。在具体问题上，最近几年我觉得中国有一个界别特别值得我们尊重，就是法学界。现在我们面对的对手确实很强大，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改革的动力，但是话语权也不在他们那里。我们通过有限的媒体权力、公民权利、个人权利的结合，包括体制内一些健康力量的结合，可能多多少少会改进一点目前这种让人感到悲哀、绝望的情况。某部门现在也抛出一句话“透明度决定公信力”，我们乐观其成，可能现在对它们最大的制约就在于话语权。

最后一点不是结论的结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要推公民社会我觉得有一定难度——尽管有难度也得做，如扶持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NGO等；但更现实的是建构公共领域——两个人以上的公共团体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就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小到我们在座的几个人，大到通过媒体、通过全国性的一个什么活动来放大，这个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特别是拜互联网之赐，目前这个情况还是在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弘扬。（本部分发言记录未经本人审阅）

蔡定剑教授：

我认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刚才高老也讲了——选举制度一定是出发点和基础，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选举出发。但是怎么做呢？现在就可以扩大县乡政府领导人的直选和省以下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实行真正的竞选。竞选先是人与人之间的竞选，还不是政党间的竞选。有这样的选举有利于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没有危机不思改革，有了危机又害怕改革。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两难困境，由社会危机引发改革的可能性越大，发生的不稳定的可能性越大。一旦发生大的动乱的话，中国没有政治上的承接力量，这给社会带来危险和动乱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党要从民族和人民的长远考虑，应该允许民间领袖人物出现，他在危机时可以作为社会的平衡力量和社会危机的谈判对象，这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