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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嫌谁“乱”、想怎样“管”?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04月23日

蔡定剑:小乱可以避免大乱,无所不在的“管”会损伤效率

【背景】成龙评价港台“太自由、很乱”的言论持续引起争议。娱乐圈和学界、政界人士纷纷表态。董建华表示不赞同其言论。

此次成龙“动口”显然不如他平素“动手”那样得心应手。成龙及其亲近人士不得不竭力修改语境,并归咎于媒体误报。前期,成龙声称“乱”是指政治,后又被其发言人改成是指娱乐圈。娱乐圈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发表看法,反对者、声援者都有。许多人士指出,如果不是生活在自由社会里,成龙本人在事业上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据香港《明报》报道,前任特首董建华到纽约大学发表中美关系演讲时被问及此事,他表示,成龙为人风趣,但不知为何会有此言论,他个人不赞同成龙的言论。

4月18日,成龙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已有社会知名人士呼呼公众抵制成龙5月1日将在北京鸟巢举办的演唱会。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认为,在自由民主政体下,政治上的“乱”是一种“减压阀”,可以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也是笼而统之、似是而非的观念。

在这位长期任职全国人大,后又潜心研究宪政的学者看来,说香港和台湾社会“很乱”,这是从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出发作出的判断。如果从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罢工、示威等所谓的“乱”是他们表达诉求的需要。无所不在的“管”不会带来效率,反而会影响效率,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此前的历史阶段是最好的正反例证

蔡定剑表示,他很赞同梁文道先生对此事件的评论。梁文道说,他和朋友坐在车上,看到香港罢工,他就表示了不满,说香港太乱。这和成龙是一样的看法。梁承认,这种看法其实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看问题。当你像成龙这样安然坐在车上,不需要到街上去罢工,你就会觉得不时出现的示威罢工是挺乱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你是一个下岗工人,生活没有保障,是不是需要一种合法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呢?

因此,蔡定剑认为,说“乱”的人往往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或者是上层人士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如果调换角色,设身处地站在利益受损者或弱势群体的角度,就会发现,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这样,社会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蔡定剑谈到他在法国的经历,他的法国朋友表示很理解罢工的事情,因为,他们会想到,如果禁止罢工或者街头示威,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又该怎么办呢?

蔡定剑指出,当然,台湾的民主形式不一定很好,但是,它是一个过渡。民主有可能带来一些社会不稳定,但这种社会不稳定是一种“减压阀”。如果有不满,可以通过平常的街头行动表达出来,就不至于使一个社会发生革命。因此,“小乱可以避免大乱,没有小乱就有可能大乱。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蔡定剑曾经问台湾的朋友,台湾的民主能不能搞得更好一点?立法机构里面老打架,老是有很不文明的举动。朋友告诉他,在议会里打架就不至于在大街上动拳头、动枪,如果没有议会的打架,大家都到街上打,那就麻烦了。所以,蔡定剑指出,“减压阀”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功能。

对于“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个观点,蔡定剑认为,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全面分析成龙先生的言论,不难看出,他所谓的“管”显然不是指法治,而是管制。

他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普遍实行乡绅自治,自己管自己。但比起同时代的国外,中国社会不是也很有秩序吗?何况现在已是自由民主蔚为全球主流的21世纪。

而且,不要一味以为“管”是有效率的,其实人治的、过度的、不当的“管”是影响效率的。“什么事情都想给老百姓划一个道,定一个规矩出来,实际上那是非常影响社会效率的,特别是影响人的创造。”蔡定剑说。中国老百姓是很自觉的,有着自己的社会道德秩序。过去,中国搞计划经济,处处都是政府来管,试图通过政府计划来解决各种问题。“就连插秧的行距都要划一个格子,政府下达命令,还要监督。”结果只能导致民生凋弊,国力衰弱。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僵死框框,让老百姓发挥自己的才能,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巨大财富。

改革开放以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放权。蔡定剑问,“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不就是这样吗?难道改革的任务不就是不断冲破‘管’的束缚,带来经济活力吗?”

他说,“有的领域秩序井然,‘管’的人和拥护‘管’的人都容易误以为这是管出来的,其实,没有人管,照样是很有秩序的。”街上人多拥挤的时候,两个方向走的人,会自动形成两股不同的人流,这是一种自然秩序。但是,如果政府非要插手,在中间设一个栅栏把人拦起来,造成的结果反而会是路更窄、人更挤,可能还会发生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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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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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定剑 法学博士,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宪政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等。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2002年获“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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